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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中国学校数量逐年上涨，课改摇号会是拦路虎吗？
目前IB汉语教师的“蓄水池”仍需垒砌与深挖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八所美国藤校早申结果于近几日相继出炉。据不完全统计，超过半数被录取学生毕业于IB学校。与此同时，IB在中国的授权学校和项目数量也达到了242个，居亚洲首位。所以IB学校的发展将继续高歌猛进、毫无阻力吗？近日，顶思有幸对IB世界学校经理Clark Stroupe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听一听他的思考与分析。
常年的优质录取结果与极具口碑的课程体系使得IB课程在全球范围内广受好评，IB学校的队伍也因此日益壮大。根据IBO官网数据显示，现目前，全球范围内共有5192所IB学校，分布于158个国家。而在中国，这个数据更是达到了242所，居亚洲首位，其中，提供PYP课程的学校有86所，提供MYP课程的学校有42所，提供DP课程的学校有112所，提供CP课程的学校为2所。
在IB学校数量不断增长、教育者队伍逐步壮大的同时，很多IB学校也遇到了新挑战，例如建构主义理念与国家课程的融合、教师的课程设计能力与发展、学生的母语学习与思考深度等。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整理了一下与Clark Stroupe先生的对话，希望能给IB学校和候选学校带来一些启发。
在业界，IB教育被称为“成熟的国际化素质教育”。如官网上所示，IB的课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 鼓励不同年连段的学生批判性思维并挑战一切既定假设
· 独立于任何政府或国家体系，重研究与国际社群内其他IB学校的合作
· 鼓励所有年龄段的学生在本土与全球语境内思考问题
· 发展多语言技能
Clark提到，IB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探究式学习（inquiry learning），因此IB的课堂往往十分活跃，孩子们可能在四处跑动，做着不同的实验，不断提问，甚者老师也不再是权威者的角色，而是在班级里四处走动帮助解惑。
而且IB极为强调世界性与联结性，也是Clark深有体会的一点。他称，各国家、各地区的IB学校并非是竞争关系，相反，IB支持它们维持合作关系，有时，跨国间的合作对于学校的发展会起到更正向的作用。作为世界学校经理，Clark需要经常考察不同地区的学校，并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
他举例称，前不久他到访巴基斯坦的一所IB学校，发现该校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与之前他在雅加达和东京的两所IB学校相似，于是他催生了三所学校的合作。现在，他们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并时常在线交流、互动。
Clark称，这是一件他们经常做、并极为自豪的事，通过做这类事，学生、老师与学校的能动性得以被激发。（作者注：这里的“能动性”是指，学校/教师/学生对于未来的自主把控。）
Clark告诉记者，IB学校创办的初衷即是为了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通过IB课程，一个在法国就读的学生，当他转学到英国、甚至中国时，他也可以完全适应，因为课程并没有什么变化。”Clark继而说，“所以IB课程是完全自由的，并不会因为你是公立学校，或民办学校，就发生一些大的课程变动。”
Clark接着说道，“上周我去了上海的一所IB学校，那里的老师都训练有素，教育理念先进，这与我之前探访的一所位于印尼的IB学校很不一样，后者不论在教学理念还是教学目标，甚至是教师的水准方面都远不及上海，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担心，我们包容地接受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性。但当它们需要帮助时，我们会提供建议。”在Clark看来，比起监督者，IBO扮演更多的其实是支持者的角色。
不过，Clark也提到，尽管对于IB学校的管控相对自由，但IBO依然会持续对学校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下，我们每五年会对世界上每一所IB学校进行评估并给出反馈。如果哪一所学校有欠缺的地方，我们会利用这些反馈，和它们协作，让它们更好地发展。
中国教育部门今年加大了对国际课程和教材的限制，但IB却并未将其视为挑战。
“我们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足够有弹性、并且不与IB学校所在国家教育核心理念冲突的教育体系，那么不管是融合课程也好、抑或是对融合教材的规范要求也罢，都是我们力所能及可以适应或进行一定调整的。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最该做的。”
监管之外，IBO另一要务是为各IB学校提供培训，包括大会、座谈会、线上培训等等。据Clark称，在全球范围内，IB每年都会培训8万名教师，而培训者则均为聚焦国际教育、来自各大中小学、大学或政府的教育领导者、决策者和实践者。
之所以将线上培训纳为培训方式之一，Clark称，这是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教师们相对于面对面的讨论，更倾向于在线学习。“对他们而言，由于英语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在线学习的回放功能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对知识进行咀嚼，同时，对比西方教师，他们更为内敛，在面对面的课程上不会经常提问，主动讨论等。”
Clark告诉记者，IBO对于教师有相当严格的发展培训需求。这是在于，很多IB课程对于教师的专业水平要求极高，“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想让教师们在教学中玩出花样，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提供帮助与支持。工作坊便是这样应运而生。仅仅在中国，我们就已经开展了逾百次工作坊。”
Clark称，工作坊主要有三种形式：各学校IB教师们集中受训（如在学校/会务中心/酒店等）；在线培训与培训师到某一特定学校为该校教师培训。另外，Clark也提到，工作坊的培训主题丰富，“当老师们完成学习后，他们会收到我们颁发给他们的证书，证明他们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聊及工作坊的课程设计者和培训师，Clark称，IBO有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部门（academic research department）为各类培训设计课程，而培训师则是来自各IB学校、非IB全职员工的IB教师。
“我们的部门只有5个人，让我们5个人来承担全球1000多所学校的培训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会请那些有意成为IB工作坊领导者的教师们担任培训师的职位。”Clark随后补充道，“当一个老师在一所IB学校接受培训、回到自己的学校之后，可以对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参加培训的老师进行分享，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有意义且持久性的。”
在与Clark的交谈过程中，他提到：“国际教育不等同于‘西方’或‘欧美式’教育。IB深信真正的国际教育必须尊重学生本人和学生的本土文化，母语在整个IB课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其课程体系为全英文教学，故学生也该具备很高的英语语言能力。此外，IB是一个综合性项目，所有的课程相辅相成，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系统性。”
谈及未来面临的挑战，Clark认为IB在中国落地最大的挑战便是人才的短缺，尤其是汉语人才。
IB深信真正的国际教育必须尊重学生本人和学生的本土文化，于是将母语放在了IB课程中极为重要的位置。此但实际上，目前IB汉语教师的“蓄才池”仍需垒砌与深挖。
为了更好地支持学校发展，Clark介绍IB共有三大部门对接学校事宜，即发展部门（Development Department），认证部门（Authorization Department）和IB世界学校部门（IB World School Department）。其中，发展部门和认证部门主要负责成为IB学校前的各项事宜，而世界学校部门则负责支持已完成认证的IB学校。
Clark提到，“对申请成为IB学校的评估，硬件条件不是首要考虑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育人理念、课程设计理念和教师发展计划。”
文 | Kimberly
编 | Luna
常年的优质录取结果与极具口碑的课程体系使得IB课程在全球范围内广受好评，IB学校的队伍也因此日益壮大。根据IBO官网数据显示，现目前，全球范围内共有5192所IB学校，分布于158个国家。而在中国，这个数据更是达到了242所，居亚洲首位，其中，提供PYP课程的学校有86所，提供MYP课程的学校有42所，提供DP课程的学校有112所，提供CP课程的学校为2所。
在IB学校数量不断增长、教育者队伍逐步壮大的同时，很多IB学校也遇到了新挑战，例如建构主义理念与国家课程的融合、教师的课程设计能力与发展、学生的母语学习与思考深度等。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整理了一下与Clark Stroupe先生的对话，希望能给IB学校和候选学校带来一些启发。
IB世界学校经理克拉克·斯特鲁普Mr Clark Stroupe
基于建构主义的IB课程，强势在于联结性与多样性
在业界，IB教育被称为“成熟的国际化素质教育”。如官网上所示，IB的课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 鼓励不同年连段的学生批判性思维并挑战一切既定假设
· 独立于任何政府或国家体系，重研究与国际社群内其他IB学校的合作
· 鼓励所有年龄段的学生在本土与全球语境内思考问题
· 发展多语言技能
Clark提到，IB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探究式学习（inquiry learning），因此IB的课堂往往十分活跃，孩子们可能在四处跑动，做着不同的实验，不断提问，甚者老师也不再是权威者的角色，而是在班级里四处走动帮助解惑。
而且IB极为强调世界性与联结性，也是Clark深有体会的一点。他称，各国家、各地区的IB学校并非是竞争关系，相反，IB支持它们维持合作关系，有时，跨国间的合作对于学校的发展会起到更正向的作用。作为世界学校经理，Clark需要经常考察不同地区的学校，并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
他举例称，前不久他到访巴基斯坦的一所IB学校，发现该校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与之前他在雅加达和东京的两所IB学校相似，于是他催生了三所学校的合作。现在，他们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并时常在线交流、互动。
Clark称，这是一件他们经常做、并极为自豪的事，通过做这类事，学生、老师与学校的能动性得以被激发。（作者注：这里的“能动性”是指，学校/教师/学生对于未来的自主把控。）
Clark告诉记者，IB学校创办的初衷即是为了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通过IB课程，一个在法国就读的学生，当他转学到英国、甚至中国时，他也可以完全适应，因为课程并没有什么变化。”Clark继而说，“所以IB课程是完全自由的，并不会因为你是公立学校，或民办学校，就发生一些大的课程变动。”
Clark接着说道，“上周我去了上海的一所IB学校，那里的老师都训练有素，教育理念先进，这与我之前探访的一所位于印尼的IB学校很不一样，后者不论在教学理念还是教学目标，甚至是教师的水准方面都远不及上海，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担心，我们包容地接受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性。但当它们需要帮助时，我们会提供建议。”在Clark看来，比起监督者，IBO扮演更多的其实是支持者的角色。
不过，Clark也提到，尽管对于IB学校的管控相对自由，但IBO依然会持续对学校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下，我们每五年会对世界上每一所IB学校进行评估并给出反馈。如果哪一所学校有欠缺的地方，我们会利用这些反馈，和它们协作，让它们更好地发展。
中国教育部门今年加大了对国际课程和教材的限制，但IB却并未将其视为挑战。
“我们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足够有弹性、并且不与IB学校所在国家教育核心理念冲突的教育体系，那么不管是融合课程也好、抑或是对融合教材的规范要求也罢，都是我们力所能及可以适应或进行一定调整的。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最该做的。”
教师的课程设计能力与发展，三种培训形式
之所以将线上培训纳为培训方式之一，Clark称，这是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教师们相对于面对面的讨论，更倾向于在线学习。“对他们而言，由于英语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在线学习的回放功能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对知识进行咀嚼，同时，对比西方教师，他们更为内敛，在面对面的课程上不会经常提问，主动讨论等。”
图注：IBO的不同PD（专业发展）项目
Clark告诉记者，IBO对于教师有相当严格的发展培训需求。这是在于，很多IB课程对于教师的专业水平要求极高，“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想让教师们在教学中玩出花样，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提供帮助与支持。工作坊便是这样应运而生。仅仅在中国，我们就已经开展了逾百次工作坊。”
Clark称，工作坊主要有三种形式：各学校IB教师们集中受训（如在学校/会务中心/酒店等）；在线培训与培训师到某一特定学校为该校教师培训。另外，Clark也提到，工作坊的培训主题丰富，“当老师们完成学习后，他们会收到我们颁发给他们的证书，证明他们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IBO提供的工作坊
聊及工作坊的课程设计者和培训师，Clark称，IBO有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部门（academic research department）为各类培训设计课程，而培训师则是来自各IB学校、非IB全职员工的IB教师。
“我们的部门只有5个人，让我们5个人来承担全球1000多所学校的培训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会请那些有意成为IB工作坊领导者的教师们担任培训师的职位。”Clark随后补充道，“当一个老师在一所IB学校接受培训、回到自己的学校之后，可以对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参加培训的老师进行分享，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有意义且持久性的。”
IB在中国的落地，最大挑战为缺少汉语母语人才
在与Clark的交谈过程中，他提到：“国际教育不等同于‘西方’或‘欧美式’教育。IB深信真正的国际教育必须尊重学生本人和学生的本土文化，母语在整个IB课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其课程体系为全英文教学，故学生也该具备很高的英语语言能力。此外，IB是一个综合性项目，所有的课程相辅相成，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系统性。”
谈及未来面临的挑战，Clark认为IB在中国落地最大的挑战便是人才的短缺，尤其是汉语人才。
IB深信真正的国际教育必须尊重学生本人和学生的本土文化，于是将母语放在了IB课程中极为重要的位置。此但实际上，目前IB汉语教师的“蓄才池”仍需垒砌与深挖。
为了更好地支持学校发展，Clark介绍IB共有三大部门对接学校事宜，即发展部门（Development Department），认证部门（Authorization Department）和IB世界学校部门（IB World School Department）。其中，发展部门和认证部门主要负责成为IB学校前的各项事宜，而世界学校部门则负责支持已完成认证的IB学校。
Clark提到，“对申请成为IB学校的评估，硬件条件不是首要考虑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育人理念、课程设计理念和教师发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