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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女孩高考失利后选择轻生：青少年自杀不应都归咎于教育和孩子本身！
这两天高考成绩出分，几家欢喜几家忧。
就在媒体的视线聚焦于那些取得高分的牛娃孩子之时，还有那么一群孩子因不尽人意的分数，承受着压力、焦虑和挫败感。
前两天（7月27日），安徽省池州市一名女孩跳楼了。原因是高考失利，与家人发生矛盾，所幸孩子被消防人员救了上来。
虽然，我们不知道女孩与她的家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矛盾，但一个高三的孩子站在天台的那一刻，我想，她心里必定是痛苦和绝望的。
事实上，青少年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就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从2020年4月份至7月份，媒体报道的未成年人自杀事件就不下10起，涉及人数超过15名；其中有7人失去了生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孩子们轻易就放弃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会选择自杀这种无法挽回的方式，为什么在我们看来，许多自杀都是一时冲动？为什么甚至会有6岁这种低龄孩子自杀的现象？
为了解开这些谜题，更为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近期，我们采访了目前正在伦敦大学学院进行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研究、并拥有十年心理咨询从业经历的严艺家心理咨询师，以她专业的视角，深入探究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这不是一篇定义谁要负责的文章，这是一篇让我们学会理解的文章。
青春期的“困兽犹斗”
“青春期其实是一段人生必经的、正常的“病理阶段”，没有人可以例外，而最后走出来的，也只能靠机体的自身成熟。”严老师一上来就为我们阐述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有点惊讶的概念。
在这段时间，青少年本身就容易经历痛苦，而由于年龄的局限使得他们并没有足够成熟的经验或策略来处理这些痛苦。外加上大多数人又处于初中、高中这种学习高压的时期。痛苦无处排解，自己又缺少经验。仔细想来，这种双侧夹击的“折磨”非常辛苦。
那些“脑疯狂”的日子
青春期的大脑中，与认知、情绪、疼痛和行为关管理的脑前额叶地区非常活跃。这造就了青少年创意满满，激情无限的特性。他们往往容易冲动，急于付诸行动，又难以预测后果。这正是负责判断、思考、决策的前额叶爆发式的发展所带来的行动上的表现：想了就要做，受委屈了要公道，有愤怒了要行动，这些表达在青春期孩子身上经常尤为明显。
这个阶段的发展，尚未成熟的大脑皮层所具备的调控功能还在建立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他们更加冲动：他们的思辨能力并没有发展完全。
严老师向顶思解释了这种青少年独有的“躁动期”：与成年人“偏佛系”善于自我安慰的想法相比，青少年容易“非黑即白”，在得失心上容易绝对，凡事必须要获得一个切实的结果，并不接受心灵层面的、抽象的解决方案。这是大脑发展所导致的。“就像一辆摩托车，油已经加满，但是他不会开。”
此外，从哲学层面来讲，青春期的孩子内在的攻击性（aggression）比较强。这一方面赋予了他们表达的欲望、创作的灵感等，而另一方面也致使他们具备一些“令人头疼的表现”：对待父母态度不好、叛逆等等。
当这种攻击性既无法被周围人容纳，又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出口之时，这种强烈的攻击性就会朝向自身。一些孩子会出现自残的现象，或者会产生自杀的念头。青春期的孩子们需要学会与自己的攻击性和平相处，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所有人都注视着我”和“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我”
除前额叶外，大脑中的皮质中线结构在青春期会给孩子造成两种这个时期独有的心理特质。
首先一个是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青春期孩子感觉自己时刻是被整个剧场的人所注视着的，内心戏非常的多。严老师给了我们形象的举例：对青春期孩子来说，她可能会觉得，坐在我前排的男同学，他低头捡了一支笔是为了看我一眼；他会觉得，今天我的脸上长了一颗痘，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我丑。这种体验是非常叫人不安的。
另外一个是个人神话效应（personal fable）。青少年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别人不能理解我经历的一切”或“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或“我能应付一切”。这也就能解释了为什么青少年总会去挑战危险，而且对危险的警惕度较低。
有时，他们觉得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卑的抬不起头，有时又感觉自己独一无二、所向披靡，这种夹杂着痛苦与幸福，充满矛盾的自我怀疑与自我肯定的挣扎，将会贯穿整个青春期。
青春期比你想象的要长，要辛苦
不仅如此，严老师还为我们带来了学界对“青春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直到何时结束”的研究新发展：早些年间根据青少年的生理变化大都定义为12-18岁，如今，不少学者为青春期注入了更丰富的概念：9-12岁为“青春期的前奏tween”，18岁-30岁为“成年涌现期emerging adulthood”（部分学者认为，大脑不到30岁，是没有办法基本发育成熟的）。
一句话：从广义的发展视角来看，一个人可能要从9岁直到30岁，才能完成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当然，每个人情况各不相同。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孩子们极端的事件频发，情绪失控、崩溃也屡见不鲜。与我们以前的认知相比，这段“痛苦”的岁月拉长了。
“我们应该对这个时期的孩子们再多一些理解。”严老师呼吁大家要设身处地站在青少年的角度想问题：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青春期是一个正常的病理化阶段（normal pathology），这段时期本来就是非常态的，是容易经历痛苦的阶段。外加上由于年龄局限，青少年有没有发展出足够的策略来应对处理这些痛苦，所以他们很难。”
青少年不能像成人一样，可以选择背包旅行或用其他的方式去排解痛苦。不仅如此，这段岁月还与学业压力、升学压力重合，加上学校、家庭对其的约束，找到出口的方式不多。
“我愿意形容他们为困兽犹斗。”严老师向顶思解释，“他们被困住了，但他们还在为自己战斗。”
很多人经常会说，现在的小孩子太脆弱，家长也无能。我们小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事，大家都是糊里糊涂就长大了，比起现在“众星捧月”的养成方式反倒安全了不少。
其实，这样的评论太过片面，因为与以前相比，很多事情都变了。
社交网络的发达无疑会对青少年造成深远影响
现如今，已经没有人可以摆脱信息化的社会。社交网络对于青少年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发现新世界，开拓新视野，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另一方面，却使孩子们对于打造自身形象的压力空前巨大。“社交网络的发达，对于中外青少年都是一个使心理压力的强度与复杂程度都显著增加的因子”，严老师向顶思讲道。
此外，由于网络社交而衍生出的网络霸凌现象也是这个新时代催生的产物。“一方面青少年可以在网络上更容易找到自己认同的群体，另一方面也会不小心产生一种新的暴力。”
网络发达除了对青少年产生深远影响，对其父母也有所作用。严老师对此举了一个一直存在，但鲜有人深究原因的例子：“与我们那一代不同，现在孩子们的竞争也是全球化的。”
严老师解释的很形象：“以前我们小时候读书跟隔壁的小明比一比就可以了，现在的家长是在跟全世界的小明在比。”家长随之而来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继而传达到孩子身上的压力我们就可以想见了。
“独生一代”的父母特质被我们忽略了
现在的青少年或是学龄前儿童都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孩子。“当一个孩子的父母是独生子女的时候，还是很不一样的。”严老师分析，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基本是“想要就会得到”，并没有兄弟姐妹去教会他们“失去”或“承受不公平的待遇”。
这样的认知在教育子女时，“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压力就特别大：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考入名校，我的孩子也要做到---这种心态下的父母经常难以正视孩子的独特性，或者容易忽略孩子的真实需求，认为自己给孩子的都是最好的，孩子就必然会沿着预想中的成长路径发展，这种心态容易激化两代人之间的冲突。
此外，父母习惯于把自身的成功经验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人生的多元性可能会被他们忽略。孩子只要没有按照家长所熟悉的成长轨迹来，家长内心的警报就会拉响。当青少年想要突破上一代、真正活出自己的想法被束缚，家长很有可能就会招架不住。
另外，一味地为孩子提供单一圈层的生活环境，也不利于其对世界形成全面的认知。
综上所述，青春固然有它美好的一面。但对于当下正经历青春期的孩子们，无疑需要经历很多的困难。
严老师向顶思介绍，目前临床心理学界认为，青春期的终极解药，就是大脑自身的成熟。换句话说，这段被复杂心理、快乐与痛苦交织的岁月，注定需要青少年以自己的方式走过。
既然如此，我们这些外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父母：请保有自己的生命力，给青春期孩子的发展松松绑
中国的父母习惯于把孩子与自己捆绑起来，孩子就是一切。这样的观念使得家长与孩子双方都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家长没有时间空间给到自己，孩子也没有空间去自由呼吸。这样的状态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是不健康的。
孩子会觉得，我所有的表现都会和这个家息息相关，我的成绩好坏，直接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生死。这样的感觉非常可怕。
当家长拥有蓬勃的生命力，不把孩子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每个人都能找到各自的人生方向，整个家庭氛围才会积极，反过来也会给孩子很大的成长能量。
请坦然面对孩子的背影
不少父母在孩子青春期之时会抱怨他们的叛逆。其实这是对他们独立意识开始觉醒的一种误解。
孩子不再视父母为终极权威，他们对父母的认识与评价更趋于理性，甚至具有批判性。“这个阶段其实跟学步期有一点像，”严老师解释道，“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一般我们会称为 terrible two（糟糕的两岁）--孩子学会走路了，急于想要自己去探寻世界，但挣脱父母之后，又无法长时间离开父母。这种若即若离的循环往复很纠结。
青春期也是一样：他们开始质疑父母的价值观，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要脱离家庭。”
就这样，青春期的父母经常被放在了双重否定的位置上：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严老师分享了温尼科特说过的一句话：“青春期的父母必须要做好准备，让孩子们踩着自己的尸体过去。”——只有当父母在成长的自主权问题上让位，孩子才有可能真正走过青春期。
“即使是我们这些做青春期孩子的心理治疗师，其实我们的工作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我们注定“需要失败”。这里的失败意味着孩子们在自身成长到一定阶段时会对作为权威的我们感到失望，一旦症状好转会很快离开治疗关系。但这恰恰说明孩子们长大了。”
媒体：不渲染，不苛责
在访谈之中，严老师多次表达了目前媒体对于青少年极端、或自杀事件的报道方法有待改进。不少媒体因吸引流量或制造话题，对自杀事件大肆渲染，对于细节的描述也篇幅过多。这对于一些正处于困境中的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暗示的刺激。
其次，每次负面事件发生之后，舆论导向多为苛责青少年心理素质不好、或是学校保护措施不当、又或者是家庭教育失败。这种千篇一律欠缺深度思考的“定责文”其实是一种集体心理防御的表现，仿佛当事件可被解释的时候就一定会被避免，但每个现实中的自杀事件背后都有很复杂的成因，过于简单粗暴的归因会让媒体忽略现象背后的真实动力。
对于媒体，严老师还给出了期望：“其实媒体可以做一些针对青少年的心理或精神卫生科普。以孩子们容易接受的形式，如漫画、视频等方式，摒弃说教，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表达。会有很好效果。”
社会：多点宽容、理解与支持
当我们向严老师提问，“您最希望向公众强调什么信息”的时候，她希望能够通过媒体向大众呼吁：一旦孩子出现了和自杀有关的强烈念头，第一时间要去精神卫生中心，而不是去向心理咨询师求救。出现自杀想法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病理层面上的问题，不是光靠心理辅导就可以解决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青春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人生阶段。另外，我们也要对青少年们报以信心，其实他们是可以为自己负起更多责任的。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交由父母、学校、社会体制去承担。他们对于探索自身的需求也非常强烈。
此外，哪怕只是坚持体育锻炼与规律起居这样的小事情，对于青春期的身心成熟与大脑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请多一点理解，多一些支持给到我们的孩子，鼓励他们自己走过这段当下痛苦也精彩，未来会回味也会感谢自己的来时路。
就像高考，它虽然对于当下的学子来说，是巨大的存在，但放眼人生的整个旅途，它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站。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要向更高更远的地方看，未来充满着生机，也充满着无限可能。
* 图片来自网络
就在媒体的视线聚焦于那些取得高分的牛娃孩子之时，还有那么一群孩子因不尽人意的分数，承受着压力、焦虑和挫败感。
前两天（7月27日），安徽省池州市一名女孩跳楼了。原因是高考失利，与家人发生矛盾，所幸孩子被消防人员救了上来。
虽然，我们不知道女孩与她的家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矛盾，但一个高三的孩子站在天台的那一刻，我想，她心里必定是痛苦和绝望的。
事实上，青少年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就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从2020年4月份至7月份，媒体报道的未成年人自杀事件就不下10起，涉及人数超过15名；其中有7人失去了生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孩子们轻易就放弃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会选择自杀这种无法挽回的方式，为什么在我们看来，许多自杀都是一时冲动？为什么甚至会有6岁这种低龄孩子自杀的现象？
为了解开这些谜题，更为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近期，我们采访了目前正在伦敦大学学院进行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研究、并拥有十年心理咨询从业经历的严艺家心理咨询师，以她专业的视角，深入探究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这不是一篇定义谁要负责的文章，这是一篇让我们学会理解的文章。
青春期的“困兽犹斗”
“青春期其实是一段人生必经的、正常的“病理阶段”，没有人可以例外，而最后走出来的，也只能靠机体的自身成熟。”严老师一上来就为我们阐述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有点惊讶的概念。
在这段时间，青少年本身就容易经历痛苦，而由于年龄的局限使得他们并没有足够成熟的经验或策略来处理这些痛苦。外加上大多数人又处于初中、高中这种学习高压的时期。痛苦无处排解，自己又缺少经验。仔细想来，这种双侧夹击的“折磨”非常辛苦。
那些“脑疯狂”的日子
青春期的大脑中，与认知、情绪、疼痛和行为关管理的脑前额叶地区非常活跃。这造就了青少年创意满满，激情无限的特性。他们往往容易冲动，急于付诸行动，又难以预测后果。这正是负责判断、思考、决策的前额叶爆发式的发展所带来的行动上的表现：想了就要做，受委屈了要公道，有愤怒了要行动，这些表达在青春期孩子身上经常尤为明显。
这个阶段的发展，尚未成熟的大脑皮层所具备的调控功能还在建立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他们更加冲动：他们的思辨能力并没有发展完全。
严老师向顶思解释了这种青少年独有的“躁动期”：与成年人“偏佛系”善于自我安慰的想法相比，青少年容易“非黑即白”，在得失心上容易绝对，凡事必须要获得一个切实的结果，并不接受心灵层面的、抽象的解决方案。这是大脑发展所导致的。“就像一辆摩托车，油已经加满，但是他不会开。”
此外，从哲学层面来讲，青春期的孩子内在的攻击性（aggression）比较强。这一方面赋予了他们表达的欲望、创作的灵感等，而另一方面也致使他们具备一些“令人头疼的表现”：对待父母态度不好、叛逆等等。
当这种攻击性既无法被周围人容纳，又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出口之时，这种强烈的攻击性就会朝向自身。一些孩子会出现自残的现象，或者会产生自杀的念头。青春期的孩子们需要学会与自己的攻击性和平相处，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所有人都注视着我”和“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我”
除前额叶外，大脑中的皮质中线结构在青春期会给孩子造成两种这个时期独有的心理特质。
首先一个是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青春期孩子感觉自己时刻是被整个剧场的人所注视着的，内心戏非常的多。严老师给了我们形象的举例：对青春期孩子来说，她可能会觉得，坐在我前排的男同学，他低头捡了一支笔是为了看我一眼；他会觉得，今天我的脸上长了一颗痘，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我丑。这种体验是非常叫人不安的。
另外一个是个人神话效应（personal fable）。青少年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别人不能理解我经历的一切”或“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或“我能应付一切”。这也就能解释了为什么青少年总会去挑战危险，而且对危险的警惕度较低。
有时，他们觉得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卑的抬不起头，有时又感觉自己独一无二、所向披靡，这种夹杂着痛苦与幸福，充满矛盾的自我怀疑与自我肯定的挣扎，将会贯穿整个青春期。
青春期比你想象的要长，要辛苦
不仅如此，严老师还为我们带来了学界对“青春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直到何时结束”的研究新发展：早些年间根据青少年的生理变化大都定义为12-18岁，如今，不少学者为青春期注入了更丰富的概念：9-12岁为“青春期的前奏tween”，18岁-30岁为“成年涌现期emerging adulthood”（部分学者认为，大脑不到30岁，是没有办法基本发育成熟的）。
一句话：从广义的发展视角来看，一个人可能要从9岁直到30岁，才能完成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当然，每个人情况各不相同。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孩子们极端的事件频发，情绪失控、崩溃也屡见不鲜。与我们以前的认知相比，这段“痛苦”的岁月拉长了。
“我们应该对这个时期的孩子们再多一些理解。”严老师呼吁大家要设身处地站在青少年的角度想问题：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青春期是一个正常的病理化阶段（normal pathology），这段时期本来就是非常态的，是容易经历痛苦的阶段。外加上由于年龄局限，青少年有没有发展出足够的策略来应对处理这些痛苦，所以他们很难。”
青少年不能像成人一样，可以选择背包旅行或用其他的方式去排解痛苦。不仅如此，这段岁月还与学业压力、升学压力重合，加上学校、家庭对其的约束，找到出口的方式不多。
“我愿意形容他们为困兽犹斗。”严老师向顶思解释，“他们被困住了，但他们还在为自己战斗。”
与上个世纪相比，青少年承受了新的压力因素
很多人经常会说，现在的小孩子太脆弱，家长也无能。我们小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事，大家都是糊里糊涂就长大了，比起现在“众星捧月”的养成方式反倒安全了不少。
其实，这样的评论太过片面，因为与以前相比，很多事情都变了。
社交网络的发达无疑会对青少年造成深远影响
现如今，已经没有人可以摆脱信息化的社会。社交网络对于青少年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发现新世界，开拓新视野，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另一方面，却使孩子们对于打造自身形象的压力空前巨大。“社交网络的发达，对于中外青少年都是一个使心理压力的强度与复杂程度都显著增加的因子”，严老师向顶思讲道。
此外，由于网络社交而衍生出的网络霸凌现象也是这个新时代催生的产物。“一方面青少年可以在网络上更容易找到自己认同的群体，另一方面也会不小心产生一种新的暴力。”
网络发达除了对青少年产生深远影响，对其父母也有所作用。严老师对此举了一个一直存在，但鲜有人深究原因的例子：“与我们那一代不同，现在孩子们的竞争也是全球化的。”
严老师解释的很形象：“以前我们小时候读书跟隔壁的小明比一比就可以了，现在的家长是在跟全世界的小明在比。”家长随之而来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继而传达到孩子身上的压力我们就可以想见了。
“独生一代”的父母特质被我们忽略了
现在的青少年或是学龄前儿童都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孩子。“当一个孩子的父母是独生子女的时候，还是很不一样的。”严老师分析，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基本是“想要就会得到”，并没有兄弟姐妹去教会他们“失去”或“承受不公平的待遇”。
这样的认知在教育子女时，“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压力就特别大：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考入名校，我的孩子也要做到---这种心态下的父母经常难以正视孩子的独特性，或者容易忽略孩子的真实需求，认为自己给孩子的都是最好的，孩子就必然会沿着预想中的成长路径发展，这种心态容易激化两代人之间的冲突。
此外，父母习惯于把自身的成功经验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人生的多元性可能会被他们忽略。孩子只要没有按照家长所熟悉的成长轨迹来，家长内心的警报就会拉响。当青少年想要突破上一代、真正活出自己的想法被束缚，家长很有可能就会招架不住。
另外，一味地为孩子提供单一圈层的生活环境，也不利于其对世界形成全面的认知。
青春是注定孤单的旅行，需要时请伸出援手
综上所述，青春固然有它美好的一面。但对于当下正经历青春期的孩子们，无疑需要经历很多的困难。
严老师向顶思介绍，目前临床心理学界认为，青春期的终极解药，就是大脑自身的成熟。换句话说，这段被复杂心理、快乐与痛苦交织的岁月，注定需要青少年以自己的方式走过。
既然如此，我们这些外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父母：请保有自己的生命力，给青春期孩子的发展松松绑
中国的父母习惯于把孩子与自己捆绑起来，孩子就是一切。这样的观念使得家长与孩子双方都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家长没有时间空间给到自己，孩子也没有空间去自由呼吸。这样的状态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是不健康的。
孩子会觉得，我所有的表现都会和这个家息息相关，我的成绩好坏，直接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生死。这样的感觉非常可怕。
当家长拥有蓬勃的生命力，不把孩子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每个人都能找到各自的人生方向，整个家庭氛围才会积极，反过来也会给孩子很大的成长能量。
请坦然面对孩子的背影
不少父母在孩子青春期之时会抱怨他们的叛逆。其实这是对他们独立意识开始觉醒的一种误解。
孩子不再视父母为终极权威，他们对父母的认识与评价更趋于理性，甚至具有批判性。“这个阶段其实跟学步期有一点像，”严老师解释道，“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一般我们会称为 terrible two（糟糕的两岁）--孩子学会走路了，急于想要自己去探寻世界，但挣脱父母之后，又无法长时间离开父母。这种若即若离的循环往复很纠结。
青春期也是一样：他们开始质疑父母的价值观，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要脱离家庭。”
就这样，青春期的父母经常被放在了双重否定的位置上：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严老师分享了温尼科特说过的一句话：“青春期的父母必须要做好准备，让孩子们踩着自己的尸体过去。”——只有当父母在成长的自主权问题上让位，孩子才有可能真正走过青春期。
“即使是我们这些做青春期孩子的心理治疗师，其实我们的工作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我们注定“需要失败”。这里的失败意味着孩子们在自身成长到一定阶段时会对作为权威的我们感到失望，一旦症状好转会很快离开治疗关系。但这恰恰说明孩子们长大了。”
媒体：不渲染，不苛责
在访谈之中，严老师多次表达了目前媒体对于青少年极端、或自杀事件的报道方法有待改进。不少媒体因吸引流量或制造话题，对自杀事件大肆渲染，对于细节的描述也篇幅过多。这对于一些正处于困境中的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暗示的刺激。
其次，每次负面事件发生之后，舆论导向多为苛责青少年心理素质不好、或是学校保护措施不当、又或者是家庭教育失败。这种千篇一律欠缺深度思考的“定责文”其实是一种集体心理防御的表现，仿佛当事件可被解释的时候就一定会被避免，但每个现实中的自杀事件背后都有很复杂的成因，过于简单粗暴的归因会让媒体忽略现象背后的真实动力。
对于媒体，严老师还给出了期望：“其实媒体可以做一些针对青少年的心理或精神卫生科普。以孩子们容易接受的形式，如漫画、视频等方式，摒弃说教，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表达。会有很好效果。”
社会：多点宽容、理解与支持
当我们向严老师提问，“您最希望向公众强调什么信息”的时候，她希望能够通过媒体向大众呼吁：一旦孩子出现了和自杀有关的强烈念头，第一时间要去精神卫生中心，而不是去向心理咨询师求救。出现自杀想法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病理层面上的问题，不是光靠心理辅导就可以解决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青春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人生阶段。另外，我们也要对青少年们报以信心，其实他们是可以为自己负起更多责任的。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交由父母、学校、社会体制去承担。他们对于探索自身的需求也非常强烈。
此外，哪怕只是坚持体育锻炼与规律起居这样的小事情，对于青春期的身心成熟与大脑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请多一点理解，多一些支持给到我们的孩子，鼓励他们自己走过这段当下痛苦也精彩，未来会回味也会感谢自己的来时路。
就像高考，它虽然对于当下的学子来说，是巨大的存在，但放眼人生的整个旅途，它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站。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要向更高更远的地方看，未来充满着生机，也充满着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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