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 |  Z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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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平米的托育场地，只有20个孩子，你算算一个月亏多少钱”？

一位托育从业人员的心声一下戳中了托育行业的痛点。

2017年，自“幼有所育”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托育就上升到了国家战略。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文件被视作中国托育行业发展的起点。

同年7月，国家卫健委出台了配套文件——《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下称《设置标准》)，明确在0-3岁托育领域，将按营利与非营利性质分类指导，并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

此后，财新报道称，托幼市场的现有体量并不大。“而最近两年来，针对托育的大型投资需求仍旧不旺盛。”冯翀翀告诉顶思。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托育行业自身特质限制了市场盈利空间。

根据《设置标准》，托育和保育员与婴幼儿的比例，按照幼儿月龄数不同，分为1∶3、1∶5和1∶7。人员配比要求远比学前阶段严格。按照月龄数编班，每班人数在10-20人，数量被严格限制。另外，幼儿在室内室外的生均面积也有严格要求。

师资又是另外一个难题。冯翀翀说，“目前，托育机构普遍在做1.5-3岁这个阶段，0-1.5岁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0-1.5岁年龄段对孩子精细化保育的要求更高，在师资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托育机构不敢轻易开设0-1.5岁入托班。”

“在这些限制条件的综合影响下，一个托育机构平均最多只能招40-50个幼儿。在生源有限的情况下，托育园的硬件设施投入、设计装修、场地租金、人力等都要保证。所以，这个投入产出比一目了然。”冯翀翀进一步解释。为了覆盖成本，一些民营托育机构收费高昂，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这也导致生源进一步减少，整个行业没有发展起来。

为了鼓励托育市场发力，财政部曾在2019年7月发布《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其规定社区托育机构将享受税费优惠政策，但其他扶持政策还不明确，从业人员普遍在意的财政补贴也在缺位中。

由于盈利目标难以实现，很多托育机构陷入生存困境，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生源锐减导致其境遇更是雪上加霜，诸多从业者黯然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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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生源少，另一边是无托位可上。这种供需矛盾如何解决？

今年6月，国家终于出手。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了《“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份重磅文件关注“一老一小”的服务供给，提出到2025年，进一步改善养老、托育服务基础设施条件的明确目标。业内人士解读，该文件释放出不少值得关注的政策风向与产业信号。

比如在托育服务方面，《方案》明确提出“建设一批公办托育服务机构，鼓励采取公建民营、购买服务等方式运营”，并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予以支持。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贺丹认为，这是一大政策利好。“‘公办民营’和‘购买服务’可以减轻财政负担，实现‘养事不养人’；如果由民营机构来运营的话，管理机制、薪酬待遇等方面会更加灵活，有利于稳定人才队伍，提高服务供给质量。”

但是难免有民营托育机构担忧，如果大力举办公办托育机构的话，民营托育服务的发展空间是不是被进一步压缩了？对此，贺丹认为，由于可以参与公办机构的运营，“专业能力强、品牌效应好的民营机构反而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言外之意，民营机构的存在是对公办机构的有益补充。

但能留下来的，一定是高质量的托育机构。“发展普惠性高质量托育机构是国家的主要发展目标。”冯翀翀向顶思解释。

上述《方案》就提出，支持社会力量发展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和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包括支持工业（产业）园区、用人单位等利用自有土地或设施新建、改扩建托育服务设施，普惠托位要向社会开放提供。对于普惠托育服务项目，政府将采用定额补助的方式，按每个新增托位1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

对此，冯翀翀认为，结合部分民营托育园的经营现状，如果只是做单体托育园，抗风险能力确实比较弱。但如果是综合布局，那么托育机构整体的发展会相对稳定。

比如：地产集团把托育作为一个生活服务配套环节，或者教育集团把托育作为全链条教育的一部分。也就是，“从0岁开始服务孩子”。0-3岁上托育和早教，3-6岁上幼儿园，6岁以上进入小初高教育阶段。

据了解，上海很早就开始了托幼一体化的探索，支持有条件的公民办幼儿园开设托班。

可见，探索托育的模式越来越多元化。

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教表示，无论是发展公办托育服务机构，还是探索以公办民营、政府补贴、集体采购、服务外包等多种形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供给，关键是要将托育服务的“蛋糕”做大。

“对于有诚意做托育的个体或投资者，托育市场的上下游一定会有机会。”冯翀翀对顶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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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随着三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托育市场也将迎来发展契机。发展托育作为“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对于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随着新生代妈妈（比如95后、00后妈妈）对自我成长的要求在提升，以及他们在接受全球化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养育理念，看到老人带孩子这种传统模式的不足之处，那么托育的需求也会大大提高。”冯翀翀认为，“三孩时代”的托育前景可观。

但值得注意的是，托育不仅要为父母腾出“带娃”时间，还要提供科学养育的服务，而后者对于托育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人才供给不足是“托育”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冯翀翀告诉顶思，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要求——到“十四五”期末，要将每千人的托位数从目前的1.8提高到4.5，目前除了差400万个托位以外，还差100万个老师。

“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缺口，当前人才培养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既要把量补上来，还要提质。”

据冯翀翀介绍，目前市场上的托育从业者主要有四类：原早教从业者、原幼教从业者、原育婴师或者保育员、还有从0学起的跨界从业者。根据“子需智库”的广泛市场调研，大部分的从业者都具有早教或幼教经验，但兼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托育从业人员还比较欠缺，“目前整个行业的人才专业性都需要提升”。

冯翀翀特别提到，托育和早教时常被混为一谈。“早期没有‘托育’概念的时候，大家统称为‘早教’，但二者还是有区别。”

“严格意义上说，‘早教’服务的是家长——家长带着孩子上亲子课，一周的频率大概是1-2次。它的服务目标是，教家长如何跟孩子进行高质量的亲子互动、亲子陪伴。但是托育服务的主体是孩子，机构对孩子进行多种形式的科学照护，比如全日托或者半日托。”

还有，托育和托管也不一样。很多人问，托育是不是就是把孩子放在托儿所，让机构来照看？冯翀翀从更为专业的角度来解释，“托育不仅要“托”，还要“育”。“俗话说，3岁看老。0-3岁是孩子大脑发育的重要阶段。从脑科学的角度看，孩子在5岁之前基本完成了成人大脑发育的90%。所以，除了照看孩子，保证他的安全之外，还要帮助孩子塑造大脑，专业术语叫‘医育’，也就是‘医学养育’。所以，托育要实现‘医养教一体化融合’。”

在保育方面，托育机构的要求和幼儿园也不完全一样。“由于托育的孩子年龄较小，其需要更加精心的照护措施以及对于疾病的防护措施。因此，即使目前的从业者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但未必能完全适应0-3岁儿童早期综合发展——包括营养健康、安全、营养、回应性照护、早期学习这五个领域的职业要求。”冯翀翀指出。

因此，国家正在大力建设人才培养体系，从职前和职后两块入手。

职前培养在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中专新增设了“婴幼儿照护服务与管理专业”。在高等教育领域，国家鼓励开设相关托幼学科。“原来针对3-6岁阶段，高校开设了‘早期教育专业’，但是该专业的要求与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不完全一样。”在冯翀翀看来，不管是中专、大专还是本科，都在加大专业建设的投入。

职后培训也不例外。2020年7月，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公告，对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有关安排进行公示。其中，育婴员、保育员属于第一批退出目录的职业资格，将于2020年9月30日前退出。

“换句话说，现在行业是没有国家统一的上岗资格证的，而是交给各地方卫健委管理。”冯翀翀解释，今年1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从营养与喂养、睡眠、生活与卫生习惯、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等多方面，为托育机构3岁以下婴幼儿科学、规范的照护服务提出了具体规定，也为托育机构的保育行为提供了标准和指南。8月，国家卫健委又印发了《托育机构负责人培训大纲（试行）》和《托育机构保育人员培训大纲（试行）》两大文件。

“接下来，各地卫健委将结合国家卫健委出的指导大纲，编制教材、开展培训，颁发资格认证书。”

考虑到婴幼儿托育的专业性，冯翀翀还向顶思透露，目前，各地妇儿保健院的儿保医生也加入到了人才培养队伍中，为从业者提供婴幼儿保健方面的专业培训。

托育市场的新局面正在徐徐打开……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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