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模式的“代工式教育”其典型不仅有“衡水”和“毛坦厂”。当这种模式被引入到以“国际标准”著称的国际化学校，并用来管理教师，这不仅是对国际化教育的一种讽刺，更是对教师尊严的践踏。笔者作为国际学校一线教师，用亲身经历讲述那些披着“国际化”外衣，实则以“富士康”模式办学的真实故事。
01 “利益至上”，教师沦为牺牲品
教育目标与商业压力之间的矛盾在“富士康”模式的国际学校尤为突出。这些学校作为商业化的企业，把实现经济效益作为首要目标。
比如，在北方某民办国际高中，50多人的学生规模，竟然同时实行四种不同的课程体系：A Level、AP、DSE、普高。这样做，可以最大化扩大生源数量。开源的同时，为了节省成本，老师们几乎每个人都要跨体系、跨年级、甚至跨学科进行教学。数学老师不仅讲授AS数学、AP微积分、DSE数学，还需要承担AP经济学的教学；而物理老师则承担了所有国际课程的物理和化学课程教学；语文、历史、政治和DSE通识等课程也由同一位老师负责。
这种大跨度的教学安排，对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质量提出了极高要求。在真实场景中，能同时教好这些科目的教师几乎不存在！术业有专攻，一旦一位教师“什么都能讲”也就意味着“哪个都一般”。
教师在各个课程体系之间疲于奔命，教研更是无从谈起，全部都是蜻蜓点水，浅尝则之。学术建设长期原地踏步，无法在家长中建立起口碑，造成招生越来越难，只能开设更多课程体系，不断降低招生标准，最终使得学校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无独有偶，东部沿海某国际部，为了完成每年100人的招生任务，大量录取入学成绩只有十几分（满分100分）的学生。此外，在心理教师面试过程中，只要学生没有严重的自杀倾向，就会被视为心理测评合格；即使学生处于心理疾病恢复期并且仍在药物控制情绪，也可以被录取。
这些学生入学后，出现上课听不懂、逃课、厌学、焦虑、抑郁、暴力、逆反、自卑、社恐等各类问题，给班主任和学校管理带来极大压力，也经常与其他同学产生冲突，而学校却要求班主任实施“稳生控流”策略，不能因此劝退或开除学生，任何学生的流失都会与教师绩效挂钩。
这对老师的工作压力更是雪上加霜，几个男班主任压力大到每天下班后靠抽烟喝酒排解，女老师则各种内分泌失调、中药随身携带。该校进行的一次教师心理普测显示，近70%教师存在中度抑郁或焦虑，其中30%以上为重度。教师们的工作热情和教学质量因此大打折扣，导致整个教学恶性循环。
02 压榨到绝望，男女教师苦不堪言
笔者总结了各地教师朋友对“富士康式压榨”的吐槽。
首先，工作时间长。某国际学校的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虽然中午有两小时休息时间，但除去吃饭，许多老师需要利用中午时间处理遗留工作，变相导致上班时间延长。如果再计入早读和晚自习时间，教师每天在校时间会超过12小时。
其次，假期缩水。南方某校国际部的老师透露，学期中的所有节假日均需按照法定节假日进行调休补课；寒假仅20天，暑假一个月。而班主任和升学指导老师在暑假还要值班“支持招生”。此外，一旦学校开设“寒假研学”或“夏令营”，带队的教师基本上就失去了寒暑假。即使有补贴，老师们也不愿承担带队工作，因为宝贵的寒暑假真的是老师们“用来续命的”。
有几位老师不约而同提到一个有趣且隐性的现象。在一些民办国际化学校，很难见到四十多岁且孩子已到上学年龄的教师。与公立体系相比，国际学校教师的平均年龄要年轻得多。这是为什么？有家庭和孩子的教师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他们几乎完全失去了个人时间。只有年轻单身教师才能在体力、精力和时间上满足工作要求。因此，留在这些学校的教职人员大多是年轻单身教师。只有没对象，没家庭、没子女、没住处最适合在这里工作。
03 封闭的校园，教师沦为“大厂社畜”
“富士康”在其园区内为40万员工提供全面的工作、生活、文体等服务，形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城中城”。在封闭的环境中，员工的吃、穿、住、行全部由企业统一管理。类似的，很多大型学校及其所在的“教育园区”也和“富士康”有着相似特性。除了寒暑假，老师们平日里在食堂用餐，穿学校配发的制服，住在教师公寓，每天在不同教学楼之间穿梭，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
在“富士康”，工人的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和封闭的生活环境，容易导致心理压力和极端情绪。尽管公司提供各种设施，但工人缺乏与外界的正常社交，生活单调乏味。管理层的严密控制，让工人感觉自己只是机械化生产线上的一个部件，个人价值难以得到体现。跳楼事件频发让“富士康”成为血泪工厂的代名词。
同样，在大规模学校或教育园，教师们的生活也面临类似问题。统一的食堂餐饮和制服穿戴限制了个人表达空间；单调的生活节奏和高压的工作环境影响了教师们的身心健康；封闭的环境使得教师与家庭及社会的联系逐渐疏远，这种疏离感加剧了他们的孤立和压力；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和封闭的工作环境，使得教师们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联系。
这种封闭校园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从人性的角度，从人的尊严和权利的角度，从人的生命价值的角度来看，这种效率不仅不是优势，反而是缺陷。
04 “加班囤积”，教师收入与血汗不成正比
“富士康”工厂同一岗位的工资差别很大，给工人一种假象：多劳可以多得。只要肯加班，收入就翻番。然而，实际情况是，富士康实行“加班囤积”机制：所有工人入职时都拿最低工资。大家都希望通过加班多赚钱，但只有最自律、灵巧、顺从的工人才能被选中加班。管理层将加班从强制变成激励，结果是只有少数工人拿到较高工资，大多数人的工资仍在低收入水平。
笔者的几个教师朋友在不同的学校里受到“加班囤积”的伤害。
在A学校，一位教师入职时被告知每周20节课，这样他可以拿到可观的课时费，于是他接受了较低的基本工资。然而开学后，他发现实际只有12节课，收入大幅降低。校长此时“善意”地建议他通过额外兼职增加收入，比如担任课程协调员、德育干事、教务员等，每个岗位津贴几百到一千不等，但这些工作的实际工作量远超津贴对应的合理范围。
B学校设置“专职班主任”岗位，班主任不上课也不获得课时费，工资待遇低。唯一增加收入的途径是管理晚自习，每周一至周四晚上及周日返校，共计五个晚自习，每个晚自习可获得200元补贴。因此，许多班主任不得不承担三个以上晚自习班，通过额外工作时间提升收入。学校则将这一措施称之为“班主任福利”。
C学校在周末为学生开设兴趣班，由本校教师承担教学，每节课报酬200元，每次课程为两节。住校的年轻教师为了增加收入，不惜牺牲周末。一些教师甚至连续一个月无休，身体状况达到极限，有教师在一个课程周期结束后甚至需要去医院输液。
在“加班囤积”的困境中，老师们被迫通过大量额外工作弥补收入不足，牺牲个人时间和健康，换取微薄的工资回报。
结语
“富士康模式”在教育领域的蔓延，对教师和办学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反思这种模式的弊端，倡导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的教育管理方式。只有在尊重和保障教师权益的基础上，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教学质量才能真正提升。
作者 | Sage
图源 | Pex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