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校外，网上网下，圈内圈外，两张皮；既丰富又单一，既刚强又脆弱，既机智又盲目，既容易共情又容易麻木；一肤浅就焦虑，一深入就痛苦……”在RAISE2024第七届亚洲国际学校大会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刘云杉描述了当代大学生的“镜像认识”后困于“二手时间”之中，引发共鸣。在当前教育改革大潮下，我们如何寻找教育的内核，回归教育本质？大会后，顶思专访刘云杉，为教育变革带来更多启示。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01 以评价为导向的学习可能是错误方向
顶思：评价在课改中发挥重要作用。您认为如何用评价工具帮学生成长？
刘云杉：作为教育学者，我更多是在批评“教育评价”。评价改革，特别是破除“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乃至基础教育中的重大难题，甚至被认为是世界性难题。近年来，我们发现大学生开始变得越来越相似，目标越来越趋同。大学教师惊讶地发现，考试本身应是一种监测手段，用来检测学习过程，但如今学生却将考试视为学习目标，这本身是奇怪现象。
在大中衔接过程中，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领域，新课程改革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即淡化考试，强化评价，并将评价与教学视为双轮驱动。过去，评价主要基于教科书和知识学习，而现在则更多地转向基于评价的学习。一些教育改革专家特别提出“元学习”或“自我监控学习”的概念，这要求学生清楚地了解目标，认识自己与目标的差距，并设计行为策略提升和改进，然后再进行评估。
这种学习模式在训练技能方面是有效的，正如杜威所批评的，训练上臂二头肌是可行的。但在知识学习方面，这种方法存在问题，因为知识学习需要打开经验世界，而不仅是行为主义的输入-输出。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行为主义训练结果，这一改革的初衷是淡化考试，但客观上却强化了评价。强化评价后，学生的学习行为变得越来越细致和原子化，每个知识点和行为输出都被严密监控。
过去，我们的教学主要关注教师的教，而现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则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学。评价标准是学生的行为输出，要求学习行为可监测、可观察、可量化。这种方法看似科学且有效，但其理念存在问题。它将学习过程细化为一系列打卡行为，完全基于行为主义的操作和条件反射的思维模式，我认为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顶思：在这样的评价机制影响下，在高等教育阶段，您发现学生面临哪些问题？
刘云杉：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于学习任务的“性价比”的过分关注。研究工作本质上是开放的，探索未知领域的，但学生在投入时间精力之前，非常关心产出和回报。知识探索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并不总是能够提供明确的产出。这种心态导致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态度发生显著变化。
过去，在实验室中，学生能够接受99%的努力加1%的运气，他们将失败视为尝试和学习的过程，而不是终结。然而，现在的学生非常急躁，一旦遭遇失败，他们很容易感到沮丧。
学生习惯了基于明确标准和产出的学习模式。他们追求的是明确的产出，而不是全身心投入到充满不确定性的探索和事业中。这种倾向部分源于教育体系中对知识的定论和行为的标准化，如项目式学习（PBL）的封闭性，使得学生习惯于封闭和明确的学习路径。
在与学生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无论是通过高考还是竞赛进入大学的学生，优秀的学生趋于相似，而表现不佳的学生则差异较大。竞赛学生的特点在于他们从小就面临挑战和难度较高的学习任务，这些学习任务往往没有固定答案，教师更像是引导者而非知识的直接传授者。这些学生习惯于在不确定性中探索和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通过高考进校的学生大多习惯于有标准答案的学习模式。这种模式下，学生中出现了大量假性学习或虚假学习的现象。这些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再是对知识的直接兴趣，而是基于外在动机的间接兴趣，如排名和社会认可。这种现象反映了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学生更关注外在的名次而非知识的内在价值。
所以，教育制度中对数据和评价的过度依赖，助长了学生的学习变成了一种相对位次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知识和技能变成了达到外部目标的工具和中介，而非学习的目的本身。学生在意的是外部的名次，而真正的学习过程却被空洞化。这种趋势对教育的负面影响是深远且致命的。
02 “应试教育VS素质教育”可能是个伪命题
顶思：您曾提到“核心素养被过度强调了”，您认为专深的学科知识和可迁移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该如何平衡？
刘云杉：在讨论核心素养与专深学习知识之间的关系时，存在一些误解。首先，素养和核心素养的概念更多源自经济学话语，强调的是可迁移性且可评估性。然而，能力和知识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知识、没有具体能力支撑的抽象能力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常错误地将知识视为低阶的，能力视为高阶的，并将这两者二分，甚至在位序上有所区分，这是错误的。可迁移能力与具体技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是教学中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
我一直在批评一种观点，即“用过去的知识教今天的孩子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所以知识不重要，我们要强调能力”。但过去的知识是人类千百年来留存下来的，经得起考验的。知识与信息不同，信息是易变的，而经典的知识是经历时间考验的。知识和能力不能被二分。
其次，具体技能与可迁移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与资本和算法有关。一般技能往往可以在跨学科、跨领域中流动，并转化为算法。在资本主义文化中，这导致具体技能的贬值，中间阶层开始塌陷。资本导致越来越少的人占据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大多数人则面临霸凌和缺乏工作机会的困境。
作为教育学者，我更关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知识形态和技能形态有助于维护人的尊严，尤其是普通人的尊严。教育应该旨在培养能够在社会中找到自己位置，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体，而不是简单地追求可迁移能力。
顶思：您也提到过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您认为精约和博放教育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有着怎样的走向？
刘云杉：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争论，实际上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应试教育主要侧重于知识教育，而素质教育则被认为包含某些能力和素养。这种区分背后，反映了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于教育的想象和再定义，也是他们对心仪的生活的再定义。
然而，所有的素质教育都是从其文化和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没有脱离具体文化和环境的抽象素质。以衡水中学为例，尽管它被认为是应试教育的代表，但衡水中学的学生同样展现出了良好的素质。衡水中学的老校长张文茂特别强调，要将向上的动力植入学生心中，让他们一生都拥有不倦的向上动力。这种动力背后，是严格的时间控制能力、纪律和自律，这些都是大多数第一代学生所必需的素质。
另一方面，博放教育可能更多地出现在城市中产阶级中，他们的孩子需要更多的艺术表达、体育活动，以及与现代城市生活相匹配的各种素质。这些素质与城市生活紧密相连，同样是从其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在第二代大学学生的情况下，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特点是不同的。正如心理学家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1954年）所描述的，第一代人的人生动力像发动机一样，而第二代人则像探照灯，不断旋转，捕捉机会，这是现代工商社会中人的特征。他们更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更易于体察他人情感，具有与人相处的讨人喜欢的特点和趣味。第一代人更多地在自然环境中成长，他们的勤奋、自律和吃苦精神，就像发动机一样，是从他们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不宜简单地将这两种教育方式二分。
03 打造优质教育生态，要维护教师尊严，而非KPI论
顶思：在您看来，以教为中心和以学为中心，都带来一些问题。您认为理想中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的？学校和校外机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在孩子成长中扮演什么角色？
刘云杉：教育与学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育的核心在于向学习者传授他们所不知道的、更伟大的事物。正如柏拉图所言，学习者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地方，会努力去了解；但对于自己不知道的未知领域，需要教育来指引。教育的目的是为学习者提供一种全新的人格模式，让他们见识到超出个人经验范围的更广阔的世界，打开他们的精神世界。
学校在这一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学习的环境，更是道德教育的场所。教育的关键在于塑造学生的品格和性格，使他们能够做出独立且自主的判断。在基础教育阶段，知识的学习不仅是经验的拓展，也是精神世界的构建。
然而，当前教育实践中存在一些误区。一方面，特长和兴趣被过度强调，与共同的人性相比，个性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学校教育被定位为消费行业，过分强调学生的自主选择。西方教育界对此也有许多批评，认为共同人格的塑造比多样性更为重要。
顶思：未来学校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对基础教育管理者有什么建议才能打造更好的学校？
刘云杉：首先，每位校长都应该因地制宜，不盲目照搬模式，因为每个学校都有其独特性。其次，校长需要认真观察学生，确保他们在学校中真正有所收获。有一些简单的指标可以用来衡量，比如学生是否快乐、是否有活力、是否眼中有光、心中有爱。如果学生在学校中能够体验到这些，那么他们就会热爱学校，享受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为了实现这一点，教师需要在工作中感到幸福和尊严，他们应该热爱自己的工作，并在教学过程中保持松弛感。这样，他们才能以温和的态度观察和引导学生。
校长的角色是营造一个积极的学校氛围，而不是过分强调各种指标和KPI。如果把KPI传递给老师，老师再把KPI传递给学生，这一层层传递背后一定是层层加码。校长需要关注学校的生态环境，创造一个接受过程、包容不同、允许试错的有机环境。
老师不是绩效指标，是事业共同体。正如费孝通提出一对观念——共生和契恰。前者意味着互相利用，具有一定的工具性；而后者意味着同心同德，彼此成全。教育的本质是成全，是培养学生的独立品格。学生站在学校正中央，那么学校应该是一片沃土，不仅成全学生，也成全教师的职业尊严和教育理想。国际学校因师生比较低，环境相对松弛，有利于打造更好的教育生态。
作者 | Zo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