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受教育政策、经济形势等多重因素影响，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的国际化学校逐渐饱和，为了拓展市场，不少大型国际教育集团开始放眼海外市场，行业里刮起了“出海办学”的新风潮。而另一边，国际化学校正在积极“下沉”到三四线城市，甚至是“十八线”小城。为何这些地方如饥似渴需要国际学校的到来？国际学校“下沉”办学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据顶思的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多所国际化学校落地山东枣庄、湖北黄石、湖北鄂州、福建莆田、海南三亚等非国际教育“高地”城市。这些办学项目投资均过亿，其中最高投资超16亿元。在国际化学校经历了“倒闭”“合并”“更名”潮之后，落子三四线城市会是一场“豪赌”还是新的“蓝海”？

01 国际化学校下沉“洼地”，发展出乎意料？

遍访全国几百所国际化学校后，资深国际教育从业者肖经栋发现，国际教育的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但并不完全一致。经济发达的地区不一定国际教育发达，而国际教育发达的地区经济一定发达。例如，浙江经济发达，但国际教育水平同比其他国际教育高地相对较低，而一些非一线城市如昆明、兰州、大庆和克拉玛依等地的国际教育却表现出色，甚至有些学校的发展出乎意料。

以昆明一中国际部为例，尽管云南整体对国际教育认知较低，但昆明一中国际部的生源质量非常高，甚至接近当地重点中学水平。肖经栋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该校国际部核心团队和“灵魂人物”的贡献。使得昆明一中国际部在升学成果和教学质量上都表现优异。情况类似的，还有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尽管大庆并非一线城市，但核心团队和“灵魂人物”就成为“点睛之笔”，为学校的国际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个例子是甘肃兰州的西北师大附中。该校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同源，历史底蕴深厚。虽然地处西北，但校方对国际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开放的态度并大力支持。学校自2008年起，在甘肃首设“国际高中实验班”，后因升学成果一度成为“西北黑马”。

如今已经跃升为北方国际教育高地的青岛，其国际化学校的崛起也有相似路径。根据顶思整理的数据，青岛的国际化学校总数位居全国前列。青岛的国际教育发达程度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苏州。除了青岛因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一个外向型城市，天然与国际社会联系紧密外，青岛的“人力资源”优势同样突出。青岛与苏州的一大相似之处在于，两地学生普遍对家乡有强烈的归属感，愿意在留学后回到家乡工作。青岛的海归群体对当地国际教育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虽然内生力量可以让学校异军突起，但外部条件仍然与国际化学校的发展直接挂钩。比如，位于新疆的“克拉玛依高级中学”早年国际教育发展有声有色。主要得益于克拉玛依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开资料显示，克拉玛依人均GDP常年位居全国前列，被媒体称为戈壁滩上的中国“小迪拜”。当地居民生活质量高，这为国际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不同城市的独特文化还会造就不一样的国际化学校特色。比如，乌鲁木齐的学生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这与他们生活在多语言环境中有关。新疆的学生通常掌握维吾尔语、普通话和英语，这种多语言背景使得他们在学习国际课程时更具优势。海南的学校则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现象——“候鸟式生源”。由于海南的气候宜人，许多外地学生在冬季来到海南读书，春季则返回老家，这种“季节性流动”给当地学校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另外，部分非一线地区对外教的吸引力也高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02 生存艰难VS“酒香不怕巷子深”

尽管非一线城市的一些国际教育表现出色，但这些地区面临最大挑战是缺乏国际教育的整体氛围和体系。肖经栋发现，国际教育不仅涉及教学，还包括语言环境、职业机会、社会环境等，是一个融合学校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生态链。而非一线城市在这些方面存在短板，这就需要学校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学校不仅要负责教学，还要向家长普及国际教育的基本知识，甚至需要与外部机构合作，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培训资源。

以南宁为例，当地只有一所国际学校——哈罗国际学校。该校专门为家长开设课程，介绍国际教育基本概念和如何教育子女。说到底，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国际教育发展质量。林永俊（化名）曾从华东区某知名国际化学校辗转来到四川一所民办国际化学校担任高层管理。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接了一块“烫手山竽”。学校生源流失严重。生源流失并非是由学校管理不善导致，而是人为的生源流失——当地出现“学生倒卖”现象，内部人员将学生从一所学校倒卖到另一所学校，通过这种手段从中获利。

而另一方面，由于当地家长对国际教育认知有限，招生渠道有限，学校招生工作面临很大挑战。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这是由于多数家长对国际学校的高额支出与他们的预期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导致了多起家校纠纷，甚至引起四川省公安厅和教育厅的重视。相关部门曾多次探讨如何应对家校矛盾问题。所以，如何与家长有效沟通，建立良好的家校关系，是这些地区国际学校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除了招生难、家校关系紧张，师资招聘也受限。偏远地区的教师待遇和生活文化条件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师资的招聘工作。

林永俊发现，近年来，西北地区不少学校崭露头角，但整体发展速度比较慢，学校整体规模难以扩张。有的学校可能经历了二十多年亏损，近几年才逐步走入正轨，实现盈利。这些学校仅靠本地生源可能难以生存，其生源范围实际上涵盖了周边多个地区。

国际教育资深从业者刘建华（化名）认为，大量三四线城市的国际化学校并没有太多出路。这些学校如果竞争国内升学，可能不如体制内学校有优势；如果竞争海外升学，可能主要着眼于日本、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留学。这些地区的国际化学校可能以打开升学路径为主，和一线城市所定义的以“全人教育”“个性化教育”为核心的国际化教育存在明显差距。换句话说，这些地区的国际化学校体量小，生存比较难。

但林永俊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现象在教育领域同样适用。即便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只要学校真正用心做教育，展现办学诚意，取得过硬的教育质量，家长最终会感受到这种用心，学校的教育理念也会逐渐被接受，学校的发展会有起色。

03 大浪淘沙，差异化特色、合作生存

如今，民办教育身处“大浪淘沙”的时代，差异化特色办学是国际化学校的唯一出路。而三四线城市的国际化学校可能与一线城市的学校天然拥有不同的土壤。肖经栋发现，不同城市的留学目的地呈现出多样性。例如，云南与泰国的地理和文化接近，云南的学生更倾向于泰国留学，而东北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与日本有着紧密的联系，东北学生倾向于去日本韩国留学。这种多样性反映了各地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可以带来学校不同的发展策略。

除了差异化特色，合作求生存可能是下沉办学打开市场的有效途径之一。比如，去年新建设的山东枣庄二十一世纪高级中学依托北京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的品牌、师资与管理团队、专家资源开展办学，并与北京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保持“六个统一”原则：统一管理标准、统一教师培训、统一教学研究、统一课堂模式、统一学科建设、统一质量检测。类似的，去年建校的湖北黄石市康桥未来高级中学是黄石地区第一所开设国际教育课程的高中学校，学校是和昆山康桥学校合作成立。

非一线城市国际的教育虽然面临挑战，但也有巨大潜力。当越来越多的海归人才回到家乡，以及家长对国际教育认知不断提升，在更多非国际教育“高地”的城市，有望迎来新的机遇。

作者丨Zoey

运营丨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