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传统偏好”，包括种族、校友家属、体育特长等由来已久，随着FBI踢爆美国最大的招生丑闻，一时间关于美国大学招生制度的讨论甚嚣尘上，那么这一传统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和演变的？对美国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教育公平呼声高涨的今天，美国社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对于正在经历新高考改革和扩大自主招生范围的中国而言，又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2019年3月，美国爆出史上最严重的大学招生舞弊丑闻。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司法机关公布的调查文件和起诉书显示，多位富豪家长、好莱坞演员、名校教练和大学申请机构主管参与了一系列在全美范围内的大学录取诈骗案件。这些父母通过付巨款给一个“大学预备组织”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得以被名校录取。

《卫报》针对这一丑闻批评道，顶级高校正在固化阶层不平等，而不是减少这种情况。出问题的不仅是辛格和他的那些客户，还有整个系统。Top Tier Admissions的Mimi Doe博士指出，顶尖大学的招生名额一半被种族、运动和校友家属所占据。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与美国私立大学的招生政策有着莫大的关系。

美国私立大学招生政策看似公平，但操作过程极其不透明，既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靠个人勤奋拼杀过来的学霸，也有依托父母是校友的关系进来的“校二代”，也有靠着给学校捐钱进来的“富二代”，以及依靠政治正确等受到特殊照顾的群体，其中“潜规则”也是不胜枚举，这也导致学校招生系统产生了不少BUG，让不少有机可乘的人钻了空子。

那么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在招生政策上到底有哪些“潜规则”？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些顶尖大学对外招生时，虽然对外宣称看重的是平均积分点和排名、学校的契合度、学术水平和求知欲，以及教师推荐信等“明规则”（即下图白色部分）。

但关起门儿来又是另一套，即“社会关系”和“政治正确”（下图灰色部分）等在美国社会被称作“诱饵”的潜规则。

“暗”的部分源自外媒信息

“诱饵”表示申请人有着强大的“关系结构”，可以让其被录取的可能性飙升。一般而言，有40%进入像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这种名校的学生都有符合“诱饵”条件。
 
在接受哈佛校报采访时，哈佛招生办主任William Fitzsimmons直言校友背景就好比是“小费”，在其他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小费”可以帮助学生优先进入大学。
 

美国大学“潜规则”的形成源于上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尤其是当时“反犹”情绪达到了高潮，常春藤盟校的管理人员担心如果但单看考试成绩录取学生，会让大量的犹太学生进入大学。
 
在《美国种族简史》中就讲到美国犹太人即使身处贫民窟也具有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爱好整洁，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不酗酒，做慈善，更是凭借着智慧和精明，在美国商业、金融和新闻领域发展迅猛。

其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对知识的尊重和景仰，家庭极其重视教育，孩子还有头脑（聪明），又踏实肯干，这样的学生，让美国其他学生拿什么比拼？
 




为了在制度上“合法”限制犹太学生数量，常青藤盟校建立了嵌入“传统偏好”的入学筛选系统，种族偏好就是其中之一。

最先跳出来的是哈佛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维尔，他在1922年“公开”宣布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而这件事在一些常青藤都是秘而不宣，偷摸干的，大家一看哈佛大哥都带头了，跟风的大学也就更加明目张胆，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对犹太学生规定限额。

打响了传统偏好的第一枪

去年，亚裔美国学生指控哈佛对其录取的亚裔美国学生数量设定了限制性配额，也让哈佛大学碰了一鼻子灰，这这种现象不是凭空出现，而是有“历史前科”的。

而在美国大学招生的潜规则中，与“种族歧视”并行不悖的则是“校友偏好”，即对“校友”子女或直系亲属的特殊照顾。
 
据哈佛校报《Harvard Crimson》一项调查发现，2021届新生中有29％的人与大学关系密切，确切地说这些人的父母或者七大姑八大姨是哈佛校友; 其中18％的人至少父母其中一方是哈佛校友，到了2022届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14.5%。





其实，这样的“校友偏好”特殊照顾并不局限于美国的顶尖“藤校”。Inside Higher Ed对499名招生主任进行调查发现，美国42％的私立大学对校友子女存在“特殊照顾”。
 
为什么这些私立大学如此离不开“校友”？

因为美国私立大学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校友捐赠”，说起来校友才真正是大学的“衣食父母”，这种对校友子女的“特殊关爱”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传统”，并保留了下来。




传统偏好虽然由来已久，但由于其具有很大的隐秘性，并不被人所熟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各种调查研究报告对这样的现象予以披露和抨击，在社会日益追求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这样的“偏好”自然备受诟病。

其实美国人对“传统偏好”的DISS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就是因为不满英国的贵族统治，美国人民才起来反抗，为的就是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民主国家，所以在此之上对“贵族”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和解释。

在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写给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信中，就提出了“天赋贵族” （Natural aristocracy）与“人造贵族”（Artificial aristocracy）的区别。

 


杰弗逊认为，“天赋贵族”是建立在美德和才能的基础上，与之相对的则是曾让英国腐败堕落的“人造贵族”，这是一个建立在财富和出身背景基础上的特定群体。
 
显然，拥有美德的和才能的“天赋的贵族”，才是美利坚大陆的新教移民崇尚平权的价值观所提倡的，而作为自由与进步化身的美国大学，显然违背了这一信念和原则。


在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大学更是义不容辞，更应该择“优”录取，而非采用传统偏好。

再者，“贵族”一词在现代社会语境中，代表着财富、阶层和不平等，由于带有浓厚的“特权色彩”特别容易招致反感。

这个“特权”概念对外释放的信号，包括它可能已巩固的社会资源和身份优势，必然触动一些人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扩大的焦虑，这是所有严肃的大学体系所不允许和认同的。
 


《今日美国》和萨佛克大学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大约67%的民众认为，来自有权有钱家庭的子女在申请大学时获得了特殊待遇，这是不公平的。

Inside Higher Ed调查的大多数招生主任对“潜规则”皆表示反对。面对舆论压力，美国一再对外宣称录取政策是“公平”的，“只择优录取，不问家庭收入”的原则，也被称为“Need-Blind（不管需求）”原则，即“招办”可以全权根据考生本人的情况录取，而完全不必考虑这个学生家庭支付学费的能力。

这也意味着即便在没有金钱和校友的影响，无论外力多强大，博学的孩子在好学校里都能展露头角，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是，那些被录取的学生，在学校对外宣传的指标成绩上，的确都很不错，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这些学生的家里经济条件也都不赖。美国大学管理者就指出，具有校友背景的申请人SAT成绩往往高于平均成绩。

  其实这也不奇怪，作为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家庭条件自然差不到哪去，孩子凭借着雄厚的家底，上个高级VIP一对一补习班、兴趣班，全球旅行开阔视野什么的更是不在话下，而这样的条件又怎是一般家庭的孩子消费的起的呢？
 
说到底，录取还是逃不开“校友偏好”。
 
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则提出一项计划，旨在通过在儿童入学前或入学时引入一项限制捐款减税的法案来应对“校友偏好”。

捐赠者不应直接从捐赠中获益，这是免税的条件; 尽管大学非常谨慎地表明没有交换条件，但他们对“遗产偏好”的辩护显得苍白无力，正所谓“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录取偏好”固然存在种种弊端，但在扶持出身底层社会和少数族裔方面也给出了不小的支持，在美国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招生丑闻，“传统偏好”自然难辞其咎，但不能否认另外一个巨大的原因，那就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外神通内鬼”在哪里都有，如何预防这种现象的发生，还需要完善制度，让整个流程公开化、透明化，并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

然而美国大学要从根本上去除“传统偏好”一时间还无法办到，这毕竟是已经根植于美国社会近百年的传统。但此次事件对于美国高校，甚至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也势必让美国私立藤校痛定思痛，做出反思和变革。

正如《哈佛校报》所表达的观点，尽早结束这样的招生潜规则，从而让校园真正成为一个让人敬佩并觉得更幸福的地方。

反观国内的情形，过去几年，关于特长生造假，花钱买资质等新闻也是屡见不鲜，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于是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来杜绝这一现象，如，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然后将这些“加分项目”纳入到高校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的改革之中。而进一步引导学生重视个性和特长培养，同时在“新高考”中将加大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力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取消高考奖励性质加分，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

一是治理高考加分造假，推进高考公平。虽然教育部等部门多次对高考加分进行“瘦身”，但“瘦身”后，还是难以杜绝造假。彻底取消高考奖励性质加分也顺应舆论呼声。

二是治理“加分教育”。所谓“加分教育”，指的是一些学生为了获得加分，去上特长培训班打造特长，这让特长加分变得十分功利，也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不过近年来随着自主招生范围的扩大，以及综合素养评价等改革的推进，也有人担心多元化录取标准带来的灰色地带和寻租空间。

完善综合考评机制，打造公正、公平、公开的高等教育录取规则，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无疑的是，此次美国招生丑闻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备注：文章图片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