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作为学校的掌舵人，他的办学思想和教育情怀，决定着学校的个性与特色；他的格局与视野，关乎学校未来的发展命运。


顶思特开《一校之长》专访栏目，[zhǎng]，意为“校长”，学校的灵魂人物；[cháng]，意为“特长”，学校的个性与特色。我们将遍访全国名校，与中外校长们对谈中国国际化教育进程中，他们如何贯彻自己的办学思想，如何构想学校的发展蓝图，如何造就孩子实现他们想要的人生。以上，与所有教育从业者及关心教育发展的你，共鸣、共勉！


第一期受访的“一校之长”为领科教育集团CEO兼领科上海校区校长梁兴安。在领科上海“牛剑”升学成绩领跑全国时，梁校长却坚决要带着领科全体上下走上一条艰难的“转型”之路。一条老师、学生和家长都不怎么“买单”的路，梁兴安却说，这是整个中国教育必须要迈过的坎。

文 | 厉校麟

编 | 田菁

2003年，梁洵安与剑桥国际考评部（原剑桥考试委员会）合作，率先在国内引进IGCSE和A Level课程开始，之后创建领科教育。到今天，这所超级办学集团已走过15年，拥有了以上海、北京和广州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五大校区，七所学校，成为中国国际教育的领军品牌。
 
截止到2018年，136名学生被牛津、剑桥录取，超过130名学生进入美国排名前30的综合性大学，355名学生就读于加拿大八大名校。

 
这其中，或许领科教育上海校区升学成绩最有可圈可点之处。2019年，领科教育上海预录取牛津offer12枚，预录取剑桥offer6枚，合计牛剑18枚。上海第一，更领跑全国，是当之无愧的A Level国际课程标杆学校。
 
2012年，英国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给予领科教育创办人梁洵安及其学校颁发“杰出贡献奖”，这也是中国目前获此荣誉仅有的个人和教育机构。去年11月的首届亚洲国际学校大会上，顶思邀请梁洵安作为主旨演讲嘉宾之一，在演讲中他提到领科正在艰难转型。

 
这一次，顶思专访领科上海大校长梁兴安（2013年，梁兴安加入领科教育集团，出任CEO，现兼任领科教育上海校区校长），继续聊聊领科的“转型”。为何要转型？如何转型？走向何方？以及领科拥有的办学传奇地位，靠什么？
 
 
当外界还在讨论2018年领科上海升学情况，2019年的领科上海，依然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在圈内的老大地位，名列前茅的升学成绩，到任何场面去作为招生卖点，家长都是非常愿意买单。

2019领科“牛剑”预录取人数

 
然而这几年，领科上下，却齐心在做一件事“转型”。关键这样的转型，家长、学生和老师，似乎都不怎么“买单”。
 
什么转型呢？梁兴安直言，严格意义上来说，过去的领科专注在学习成绩，更像是一个考试培训中心，提供CAIE国际课程培训。但从2015年开始，领科开始办学理念的重新梳理。
 
“我们要从一个培训机构往一所‘全功能’学校转型。”梁兴安说道。
 
何为全功能？实现教育的真正目标，既教书又育人，一个学生的学术素养、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健康体魄，这些都是一所学校应该要实现的教育目标。
 
 
2015年，领科明确提出了新的办学理念，将自己的办学使命定位在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强健体魄的人才上面。学校从招生端开始，到教师培训、课程设计、校园基础设施的升级等，方方面面规划转型。
 
然而，梁兴安说难点一个接着一个：
 
难点一：外界对领科及其他很多国际课程学校教学主体的行为，仍停留在“培训辅导机构”层面。
 
难点二：部分家长不认可或者说不需要这种改变。因为转型，似乎并不能在升学成绩上有直接的好处。极端家长，就让孩子转学了。
 
难点三：部分老师不认同。在这之前，老师只要强化学术知识应对考试，把知识点讲透，好教也好出成绩。转型后，要求老师从基本学科素养出发，去应试化，这对老师提出了很高的新要求。一部分老师认为，学校在多此一举，既然有好的升学成绩，能够招到学生，为何要转型？
 
难点四：部分学生不接受。当老师的教学素养和思维模型作出改变，部分学生却认为，老师没在教他有用的知识，甚至会投诉，老师上课内容与考试没有关系。
 
梁兴安认为，领科转型遇见的所有的难点和挑战，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教育生态面临的共同问题，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被挟持了。极端家长会简单认为，孩子在领科浪费时间，学无用的东西，就让孩子转学。他们只要孩子一遍遍刷题和训练，考个高分，就好了 。可是这种方法，牺牲的是孩子潜力。
 
“一个学校的升学结果，一定是社会评价学校好坏的重要标准。但是作为学校，必然要去思考，升学只是结果，一个好的结果，它的过程可以是好或坏。学校领导管理层，必须从源头上去想这件事，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做法，才能实现学校的教育理念，从一个好的过程里，达成好的教育结果。”
 
 
家长在选学校时，光看排名和升学成绩，其实都没有抓住事情根本。但是家长，作为外行人，其实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一个学校老师的好坏，不知道学校在管理上在怎么解决教师难题。
 
转型工作中，梁校长可以说把重心，首先放在了教师队伍的打造上。几年下来，积累了一番颇有成就感的经验。
 
“当把教育表面所有泡沫抹去，回到最根本的东西，办学思想的落地，首先就是教师培养。 ”梁兴安发现，整个办学过程中，最难攻克的或者说，办学最大的难题就是教师。

 
这次顶思专访，梁兴安第一次向外界分享，为领科教师搭建的职业发展体系。
 
细细归类，竟然达到了七种：
 
第一种，入职培训
 
每一位新入职领科的教师，无论是否有教学经验，都必须对领科的办学理念，基本课程的理解和学校的要求有所了解。特别是外籍教师，更加需要强化入职培训，认同领科的理念，与学校调性保持一致。梁兴安称之为“入模子工程”。
 
第二种，国际课程教学培训
 
课程培训紧跟入职培训之后，所有老师再参加国际课程大纲和教学方法的培训，学校来承担培训费用。即便是资深的国际课程教师也要参加。为什么？因为国际课程每年都在更新要求，每一位老师必须得跟上最新节奏。
 
2018，通过两年的申请，领科拿到了IB授课资质。所以，领科为所有老师提供CAIE（原CIE）剑桥系和IB国际课程教学培训。
 
第三种，师徒制培新
 
采用师徒制形式，为新老师打造六个月到一年的培训计划。凡是有意愿带新人的资深老师，学校给到额外的补助，以鼓励这些“老”老师，结成一帮一的辅导关系，去旁听新老师的课堂，给予指导与建议。
 
当然，这些“老”老师，学校同样出资给到他们培训。关于如何指导别人，这本身也需要专业知识。比如，领科已经邀请到英国一家培训机构，创始人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全球教师培训排名第一的学校）背景。确保“师傅”先拿到“带徒弟”的证书，才能保证师徒制的效果。
 
因为每个教师精力有限，师傅一般带一到两个徒弟。师傅与徒弟结下对子后，领科还要求师傅阶段性的给出工作总结报告。
 
第四种，剑桥国际教师职业发展中心PDQ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在2015年就获得资质，成为全国第一家被授权剑桥国际教师职业发展中心（Cambridg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re，以下简称PDQ）的学校。意味着领科老师不出校门，就能接受到CAIE（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原CIE）的教学指导和培训。
 
教师参加剑桥国际教师职业发展认证课程可取得全球认可的剑桥PDQ学位证书。剑桥PDQ文凭课程由三个学习与考评模块构成：指导式学习，独立学习与协作式学习，实践教学。教师必须完成当前模块后才能开始下一个模块。
 
PDQ要求相当高，也需要老师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领科对老师没有硬性要求，而是自愿报名。不过梁兴安提到，老师基本都认识到PDQ的重要性，自愿报名的积极性非常高。
 
截至到目前，领科已经有20多位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认证。而且最让梁兴安感到自豪之处，领科老师参加PDQ之后的考评成绩，26人中的22名拿到优秀，这在全球出了名。全球平均的参训人员只有20%拿到优秀的成绩。 剑桥国际考评部，每年都会把领科上海，作为成功案例在全球范围内宣讲。
 
第五种，教师团队的整体学习
 
据梁兴安介绍，该培训形式为每两周举行一次专题研讨会，所有老师以小组为单位参加，以跨学科的形式，针对教学法进行深度学习讨论和分享。
 
比如，刚刚结束的一次研讨会，是关于哈佛大学的making learning visible。轮到发言的小组通过presentation的形式，分享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去实施可视化教学？达到了什么效果？学生有什么反馈？等等。
 
通过不同学科老师跨学科组队的形式参与研讨会，形成了一种“比赛”氛围。虽然学校是硬性要求所有老师都必须参加，但梁兴安感觉到，当学校创造了一种超强的专业学习社群氛围后，老师们的主动积极性依然高涨。
 
“老师们会想，我得好好准备发言，不然给小组拉了后腿”

 
第六种，大量的听课培训
 
这是领科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教研活动安排，它分为被动听课和主动听课。
 
所谓被动听课，会跟教师考核挂钩，就是指学校教研主任、主管校长对老师听课安排；所谓主动听课，是指两个老师一个学期内结为对子，互相听课。这个不纳入考核，但依然会有一些基本要求，比如听课老师听完课之后，还是要出一份听课报告。
 
在主动听课环节，领科鼓励跨学科老师之间相互听课，比如数学老师与历史老师结对，历史老师不需要指导数学课上的具体知识，而是从数学老师的教学方法、学生互动及课程展现等方面，去给到老师提升建议。
 
第七种，国际上最顶尖的教师资格培训课程
 
梁兴安介绍，国际上最顶尖的教师资格认证分别是PGCE和DELTA。要求非常高，老师要撰写研究论文，并且大量的时间是在做调研工作，如在课堂上以学生为研究对象，做实验收集教学数据，相当于写一篇硕士论文。老师需要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才有可能通过这项资格认证。
 
注：PGCE（PGCertEd）全称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是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通用的研究生同等学历教师培训课程，通常为时1-2年。拿到这个证书后，才能继续去考教师资格QTS，QTS是目前主流英国公私立中小学教师的准入资格。


英语语言教师文凭Delta，全称为Diploma in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是剑桥英语考评部教师培训产品之一，也是全世界最知名、最受欢迎的对外英语教学资格证书之一。
 
领科只有少部分外教会参加这项培训，现有五位外教正在参与。梁兴安给到外籍教师的支持，不仅是研究平台，还有一旦通过认证，就会给到奖励。
 
梁兴安总结道，以上所有的培训和教师发展支持方式都不是割裂的，它是一个完整的培训系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另外，梁兴安特别提到，在领科设置了专管教师培训和发展的副校长，在这个副校长之下有项目经理，分别统筹不同的教师专业培训项目。
 
如此强大的教师职业发展和培训体系，梁兴安多次自豪表达，学校老师的离职率远低于同行学校，不到10%。并且，教师团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都达到了业界领先水平。
 
不过有趣的现象是，外教比中教更加稳定，中教中层往往会成为业界新校的创校领袖人物，这也是领科被外界称为“黄埔军校”的原因之一。
 
 
办学最大的教师难题有解决方案后，梁兴安在招生端和课程设计上面，也花了不少心思。
 
在招生端，一改领科之前单一的考评方式，会加大面试权重。
 
在课程设计端，为学生开出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拿到的IB授权，就是为学生提供在A Level和IGCSE之外的选择。相比A Level,IB课程对学生的素养要求更加综合，这也符合领科转型的初心。
 
另外，在A Level和IGCSE课程，开设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学习阶段的三十三门课程供同学们多样化选择，除了英语系、数学系、物理系、经济系、生化系等实力雄厚学系，还开出了A Level体育课，这是上海首创。其开设的戏剧和媒体课在别的同类学校也不多见，学生不但可以把它们作为选修课，也可以参加CAIE考试。
 
 
特别值得一提是，梁兴安为了鼓励孩子多运动，组建了“Ulink”跑团，每天下午放学后亲自带头领跑。还发起跑步挑战赛，鼓励男生和女生在两个月内分别挑战200公里与150公里。
 
老师和学生，都在转型。当我们回到前文，问道既然转型困难重重，领科又已经拥有现在领头羊地位，为何一定要“转型”？
 
对于这个问题，梁兴安认为，这是势在必行。
 
其一，外部环境，升学标准在发生变化。比如，美国顶尖名校这些年一直在调整筛选标准，在综合测评中降低学术考试成绩的比重，却特别强化一个学生的个人报告，来体现一个人的思维和素养。英国也是如此，学术素养只是基础，教授在面试时，他抛出的问题，主要考察的是候选人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是如何用理论和方法来支持自己的结论。
 
欧美学校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预估一个学生进入大学后，能够成为他们学校想要培养的那种人的可能性。无实力无法表现优秀，仅有考试成绩不能决定是否被录取。
 
其二，中国教育氛围也在改变。只不过我们长期以来，是以灌输式学习为主导，以应试为方向，变革的起点，相对国外来说要滞后一些。不过好在，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可以看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在改革。
 
“客观上我们必须承认，并不是只有领科需要做这样的转型，而是我们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就要迈过这个坎，大时代在变化，基于未来的教育，必定是如此。”
 
虽然领科遇见不少极端仍在原地单一追求成绩的家长，但同时也感受到一批“新新家长”，对孩子所期待的，跟领科转型后的战略构想非常吻合。

 
 
这一切外部环境，都在促使着领科所有人，上至校长、主管，下至一线老师，去思考这些变化给一所学校带来的危机。这个危机大一点，是社会责任，学校需要不停反思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往小一点看，就是关乎学校的命运，如何维持生存的问题。
 
一所学校要想一直长存，根基就必须是正的，深的。一个校长看到了这些，那么，即便推动变革的过程是艰苦的，但依然要下定决心去做，因为这才是培养未来人才的正确道路。
 
“一个好的过程，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一个好的结果，并不一定会有好的过程。”
 
梁兴安最后说，教育工程是一项长期工程。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天领科做出的所有努力，为学生做的，在眼下不一定会有什么作用，在未来三年、五年或许也看不到太大差异，但是再久，比如十年二十年，一个人早年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影响可能就会显现了。
 
这是无形的，但也是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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